上一篇提到，本會從2012年到2014年，一路蒐集各縣市共同的焦慮，正式向政府倡議設置「動保警察」。這個訴求邏輯清楚，也呼應了社會期待，但十年過去，這件事始終沒有真正做成。這篇要老實地把這十年間遇到的三道牆，一道一道攤開來看。要先說清楚，這不是一句「政府不作為」就能交代過去的故事，而是三道各自堅固、彼此還會互相卡住的現實障礙。以下內容主要根據2020年《動物保護警察機制設計及可行性評估》的研究發現與訪談結果整理而成。
第一道牆：警政系統的員額紅線
報告指出，動保警察法制化一事，長年因內政部警政署數次表示基層警力嚴重不足，無法增加員額而受阻；同時在與其他與人類相關的案件比較之下，動物保護虐待、傷害案件常成為邊緣業務。
以性質上與動保業務最接近的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為例，該總隊第四至九大隊下設羅東、新竹、東勢、南投、嘉義、屏東、花蓮及台東等八個分隊，編制員警138人，實際到職卻只有129人。這批警力原本就要負責國家公園、森林、野生動物保育等既有業務，早已疲於奔命，以嘉義轄區為例，其內部21位同仁就必須管理4萬8千多公頃的範圍。接受訪談的警政署官員也證實，目前地方政府的警察員額已經滿編，中央雖然還有少數空間，卻因為經費不足而無法補實。換句話說，就算中央名額還沒用完，也是有名額、沒有錢的狀態。
這道牆從中央卡到地方，一路卡到底。我國警政系統分成中央與地方分別進行組織設計，基於警政一元化原則，中央對地方編制只能指導；早在2003年警察員額總數就已經框定，到了2010年，地方警察員額更是已經滿編，即便地方政府願意編列人力預算，只要中央不給編制，就無法建置。
更現實的是，就算是有心想解決問題的縣市首長，也很難自己說了算：報告直言，「即便是縣市長，若欲在各自縣市內既有員額之間挪用，都可能因為公平性的關係，遭致反對，更遑論在縣市之間挪動員額數量，中央政府如何去判斷哪些縣市增加名額，又從哪些縣市減少名額，以挪動到其他縣市呢？」地方政府內部想從其他業務單位挪一點人力出來，同樣會因為公平性爭議卡關，員額限制的影響比想像中大得多。人事總處雖然每兩年會依據各機關狀況評鑑人力是否需要調整，但評鑑向來由個別機關自行主導，很少真正進行全面性的通盤檢討，因此各機關若有臨時警力需求，比較常見的做法是「彈性調派」支援其他機關，任務結束後就回到原單位，這也是動保案件遇到警力缺口時最常見的因應方式，但終究只是治標。
第二道牆：法令分工的扞格
即使警力問題能夠解決，動保警察要不要介入、什麼時候該介入，在法律定義上也存在著明顯的分歧。雖然動物保護團體主張，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9條，虐待動物本來就是警察應該協助處理的事項之一；但警政署的立場是，《社會秩序維護法》裡涉及動物的條文，是被放在妨害安寧秩序的編章之下，乍看像是在保障動物，其實這條文保護的主體是周邊民眾的生活安寧。
另一邊，動保法律學者則認為，根據《動物保護法》第25條、第27條之1、第31條的規定，若虐待或傷害動物的行為構成特定犯罪事實，便觸犯刑事責任，警察應該介入處理。兩套認定標準各自成理，卻對「警察什麼時候該出手」給出不一致的答案：一套認為警察的協助義務來自維護治安的邏輯，另一套則認為警察的介入義務來自動保法本身的刑事規定。
這樣的分工扞格在更複雜的案件類型上會被進一步放大。比如囤積動物這類重大動保案件，實際上可能同時涉及環境、衛生、社政、教育等多個領域，法規權責分散在各個機關，一旦遇到全國性或跨縣市案件，還會出現多頭馬車的情況，缺乏系統性的統籌辦案及指揮機制。案件一旦落在這種灰色地帶，往往就變成各機關互相確認「這算不算我的業務」的拉鋸，而拉鋸的時間正是證據流失的時間。
第三道牆：政治可行性的高牆
就算前兩道牆都能想辦法繞過去，最後還有一道最現實的牆：預算與政治意願。根據試算，若要在農政單位下建立具有司法警察權力的動物保護警察，以正式公務員任用，以一位警員的年度人事經費100萬元計算，全國總計需要增加2億4千萬元的預算，這還只是人事經費，尚未計入辦公空間、裝備、訓練等其他成本。
更關鍵的是，這類需要新設機關，且必須編列可觀人事預算的方案，複雜程度最高，「除非政治高層有極高度的決心，否則很難被採用」。也就是說，光靠倡議團體持續呼籲，或主管機關內部想推動還不夠，如果沒有更高層級的政治力介入拍板，這類方案幾乎不會有真正推進的機會。凡是涉及在中央農政單位下大幅增加員額、管理預算及設備預算的方案，都會遭遇來自非動保領域的極大幅度反對，而只要方案牽涉修法賦予動檢員新的司法職權，同樣會遭遇外部反對，理由是「司法權不應隨便授予」。
三道牆疊在一起，不是誰的錯
這三道牆分開來看，每一道都有各自的道理：警政署要顧全大局的警力調度與預算排序，動保團體及動保法律學者要捍衛動物保護法的立法精神，主計與人事單位要顧全財政紀律與員額控管。沒有一方是故意在刁難，但三道牆疊在一起，結果就是「建構動保警察機制」這個訴求，十年來始終停留在倡議階段，無法真正走到立法或編制的那一步。
問題於是回到最初：如果「動保警察」這條路，在現有的警政體制與財政條件下，幾乎是一個無法單靠倡議力量突破的困境，那麼有沒有一種設計，能夠不去挑戰警力員額、不去正面衝撞警政與農政的法規分工，卻仍然能補上動物保護案件在蒐證與協調上的缺口？下一篇，我們要介紹一個新的想法——借鏡德國「聯邦政府動物福利專員（Beauftragte der Bundesregierung für Tierschutz）」以及台灣「消費者保護官」制度，來看看「動物保護官」的構想能不能繞過這三道牆，找到一條至少走得通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