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動物保護的實務現場中,經常面對多種價值觀、政策目標與利益之間的拉鋸與競合。其中,最根本且關鍵的衝突,來自於「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倫理」(包括淺層生態與深層生態)之間的對立。以下將分別說明這三種觀點的核心理念與實務影響,進一步探討它們對動物保護政策與實踐的影響,以及未來可能的協調路徑。
壹、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動物保護的主要挑戰
人類中心主義主張人類是道德世界的核心,其他動物與自然的價值僅僅存在於其對人類是否有用(Des Jardins, 2013)。這種觀點深深植根於西方哲學傳統中,從亞里斯多德到笛卡兒,直到現代資本主義的興起,均不斷強化人類支配自然的正當性。
人類中心主義的主要特徵如下:
1.不關注動物個體的利益,只將其視為資源或工具;
2.完全接受動物的利用,只要這種利用對人類有利,例如用於經濟活動、科學實驗或娛樂;
3.否定動物擁有不可侵犯的道德地位,因此拒絕動物擁有權利;
對不同物種進行差別待遇,根據動物對人類的「有用性」決定其應得的待遇,例如寵物受到善待,而經濟動物則常被忽視其福祉。
這種觀點對動物保護政策的影響深遠,列如:
經濟開發優先於生態保護:許多政府在制定政策時,將經濟成長置於首位,導致濕地填平、森林砍伐等行為,即使這些開發行為對野生動物棲息地造成巨大威脅,仍被合理化為「必要的發展」;動物福利法規的局限性:多數國家僅規範「不必要的痛苦」,並未禁止動物本身的使用。工廠化養殖與動物實驗等制度因此仍得以合法進行,動物的福祉常淪為次要考量。
貳、生態倫理的兩大分支:淺層生態 vs. 深層生態
為了回應人類中心主義所造成的倫理與生態問題,生態倫理觀逐漸浮現並獲得支持。然而,即使是在生態倫理體系中,仍存在兩種重要而彼此競合的取徑:淺層生態倫理(Shallow Ecology)與深層生態倫理(Deep Ecology)。
一、淺層生態倫理(Shallow Ecology)
淺層生態倫理主要源自資源管理與永續發展的論述,如《布倫特蘭報告》所倡議的永續發展理念。其核心觀點是:保護自然的目的是為了確保人類的長期利益與資源穩定性。
其主要特徵包括:
1.採取工具性價值觀:自然保護被視為維持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手段,例如森林保育是為了確保水資源穩定;
2.接受動物利用,只要是「合理」管理即可,例如透過狩獵管制或撲殺「過量」物種來控制族群數量;
3.忽視個體動物權益,例如在農作物受到野生動物威脅時,支持進行大規模撲殺行動,如澳洲袋鼠撲殺計畫。
儘管淺層生態倫理比人類中心主義更進一步關注環境議題,卻仍未跳脫「以人為本」的思維框架,因此產生如下問題:
物種歧視:僅保護對人類有經濟效益的物種,例如蜜蜂因其授粉功能而受到高度重視,而無直接經濟價值的物種則經常被忽視;生態管理的倫理矛盾:例如為了保護某一生態系而撲殺入侵物種,卻忽視被撲殺個體的痛苦與道德地位。
二、深層生態倫理(Deep Ecology)
深層生態倫理由挪威哲學家奈斯(Arne Naess)提出,其核心理念是:所有生命都具有內在價值,人類並不凌駕於其他物種之上。此觀點主張人類應徹底改變與自然的關係,從支配轉為謙卑共存。
其主要特徵包括:
1.強調生態平等主義:反對人類的優越性,主張所有生物體系都具有固有的價值;
2.僅在「不破壞生態完整性」的前提下,有條件接受動物利用;
3.優先考量生態整體利益,有時需在維持生態平衡的情況下犧牲部分動物個體,例如為了保護瀕危物種而控制掠食性動物的數量。
然而,深層生態倫理在實踐上亦面臨挑戰:
推行困難:該觀點要求社會放棄經濟成長導向的開發模式,這種徹底轉變往往會遭遇既得利益者的反彈;個體與群體利益的衝突:例如,為保護特定生態系統而控制野馬數量的政策,可能與動物權益團體強調個體生命不可侵犯的立場產生對立。
參、動物保護的競合與協調方向
當上述三種觀點進入政策領域後,便形成了多重競合現象,也迫使政策制定者面對艱難的倫理選擇與資源配置問題。
1. 政策層面的價值競合
人類中心主義 vs. 生態倫理:例如,發展風力發電雖有助於減碳,對抗氣候變遷(人類利益),但同時也可能危害鳥類的棲息與遷徙路線(生態價值)。
淺層生態 vs. 深層生態:例如,國家公園的管理應該以「提升遊客體驗」為目標,還是以「維持生態完整性」為優先?兩者常難以兼顧。
2. 可能的協調途徑
為因應上述衝突,動物保護政策未來可朝向以下方向協調與整合:
納入多元價值觀:政策制定過程中,應平衡經濟發展、生態維護與動物權益三者的需求,例如透過「生態補償機制」來調和發展與保育間的張力;推動「非人類中心」的公民教育:從兒童教育開始培養對動物與自然的道德關懷,逐步建立公民對於非人類生命的倫理認同;法律制度的革新:賦予動物「法律主體地位」,將其從法律上的「物」轉變為具道德與法律地位的存在,例如西班牙於2022年通過的「動物非物法案」,即是重要的一步。
結語
動物保護工作的價值競合,根源於人類如何看待與自己共存的生命與自然環境。從人類中心主義到淺層與深層生態倫理,每一種立場皆有其哲學基礎與實務考量,也各自面臨著不同的挑戰與限制。未來的動物保護工作,唯有透過政策創新、跨界對話與公民教育,才能在衝突中尋求共識,在差異中建立連結,為動物創造更具正義與永續的生存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