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想04【臺灣的自然與歷史】捨近求遠的保育工作─貓熊vs臺灣黑熊

作者: 
林欽傑
專題分類: 

名喚「巴斯」的中國貓熊,在圈養超過三十年、並參與諸多人類社會的展演活動,近日以高齡三十七歲辭世,為貓熊的圈養史寫下紀錄,人們也為牠舉行盛大的告別式。貓熊曾為瀕臨絕種的野生動物,深獲國際保育人士關切,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WWF)更以貓熊為圖騰,提醒世人重視瀕危物種的保育。

如何才符合保育的真義呢?

2006年,於臺北市立動物園贊助出版發行的刊物當中,提及保育的定義:

「保育是要確保物種在任何可能的自然生態系及棲地的永續族群量……『自然生態系及棲地』強調了一件事——如果沒有轉化成動、植物野外的存續,任何努力終究都是沒有意義的……」[1]

然而,2008年,臺北市立動物園以學術研究與保育教育的名義,在CITIES接受為國內輸送的條件之下,中國四川的一對貓熊,進駐臺北市立動物園。由於這是貓熊首次登臺,為了符合貓熊的生活習性,園方派員赴中國學習,並斥資數億元建構相應的硬體設施。[2]

其實,早在1987年,臺灣解嚴伊始,與中國檯面上交流方興未艾之時,中方便提議贈送貓熊給臺灣,當時雖然園方擬定「大貓熊飼養計畫」,表明接受贈予的意願,但是,農委會以進步的保育關懷:強調對瀕危物種,應保護牠們回歸自然棲地,儘量不要圈養,向動物園提出建議拒絕的主張。[3]

二十一世紀前,臺灣官方的保育觀念如此先進,新的世紀來臨,反而不顧在地民間團體與國際間的反對訴求,堅決引進貓熊。

無怪乎研究中國貓熊外交的學者家永真幸,認為1987年表面的先進觀點,其實只是臺灣政府充滿政治意味的決定。[4]政治考慮的同時,園方聲稱的貓熊「域外保育」,真有促進其於野外存續的意義嗎?

我們只見政府單位動輒以數億元的經費投注於沒有野放規畫的貓熊,往後每年又編列二千萬元以上的飼養預算;但對於臺灣黑熊,近十多年來,平均每年僅有區區百萬元的保育經費,連詳實的族群調查都無以為繼,遑論恢復其棲地。[5]臺灣黑熊做為吉祥物在日前於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搶盡風頭,但是我們相應的為牠做了足夠的保育努力嗎?

四百年前,在荷蘭東印度公司進佔大員之前,臺灣中南部平原常有成群的梅花鹿跳躍其間,原住民在其部族的規範下,僅少量獵鹿供其所需,即便有對外交易,其獵捕量也在受控範圍之內;荷蘭時代,受國際鹿皮貿易的驅動,荷蘭人與漢人共構殖民,大肆獵捕臺灣的梅花鹿,由初期最高峰的年出口量20萬張,到末期僅餘3萬張的規模,可知梅花鹿的族群量已大為衰減;清治初年的出口量再減為9000張,最後到了雍正年間,因為產量不足,鹿皮已不再是國際貿易的商品了。[6]當時為數眾多且精通農耕技術的漢人移民渡過黑水溝,將平原開墾為農田,而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原始平原,梅花鹿僅能逃竄至山林,自然無法如同往日繁衍生息,獵人也就無法獵捕到足夠的鹿以供貿易出口了。

荷蘭時代,國際貿易的需求導致臺灣梅花鹿的生態浩劫,而清治時期,主宰梅花鹿族群量的驅力,已不再是貿易,而是另一項更為關鍵的因素——棲地。

早年梅花鹿的遭遇提醒我們,棲地保存對物種存續的重要,亦與國際上保育需與棲地相始終的疾呼相符。即使在臺灣黑熊與貓熊之間,不便做零和的決定,然而,面對棲地近在眼前的黑熊視而不見,耗費龐大的資源將貓熊囚禁在動物園,是保育?還是展示、遊憩?



[1]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協會,《為野生動物開創未來﹣世界動物園暨水族館保育方略》

© WAZA(臺北市,臺北市立動物園,2006),頁9。譯自WAZA,Building a Future for Wildlife – The World Zoo and Aquarium Conservation Strategy.© WAZA,2005。

[2]關懷生命協會,〈貓熊來台的省思──談動物保育的平等對待〉,2008.09.12,

http://www.lca.org.tw/column/node/21。瀏覽日期:2017.09.23。

[3]鄭麗榕,《近代臺灣動物文化史:以臺北圓山動物園為主的探討》,(臺北市,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博士論文,2012),頁206。

[4]同前註。

[5]關懷生命協會,〈台灣黑熊剩200隻貓熊的10分之1〉,2013.12.03,

http://www.lca.org.tw/news/node/4535。瀏覽日期:2017.09.23。

[6]鹿皮出口貿易量引用中研院曹永和院士的研究,參見曹永和著、陳宗仁校,《近世臺灣鹿皮貿易考:青年曹永和的學術啟航》(臺北市,遠流,2011),頁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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