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保障原住民的權益，以及實現扁政府設立馬告國家公園的承諾，行政院即將大規模修訂國家公園法，其中，開放國家公園予原住民狩獵，似乎已成為諸版本的「共識」，差別只是在於准予狩獵的「尺度」或「標準」不一而已。相對於原住民的興高采烈，野生動物的悲苦顯然被人置諸腦後。
本來，在以人類為本位的「人類沙文主義」之下談「動物權」，可能無異「以卵擊石」！但是既然敝協會自許為「動物的代言人」，就不得不說些逆耳之言，干犯人類無始以來根深蒂固的思想偏見乃至文化慣習，以及立基於利用、剝削、殘殺動物的龐大利益結構。
本來，保障原住民的權益根本就不必動到國家公園法，這在本月二十四日自由時報第15版陳玉峰教授的文章就已經剖析得非常清楚，這點行政院不會不知，然而卻為了與抵制馬告諸立委取得妥協，而以國家公園法修法作條件交換，讓台灣所有的野生動物喪失其最後一塊淨土－－國家公園。再次我們看到，沒有選票、沒有政治代言人的地球夥伴，在人類的政治角力場當中，其利益毫無被考慮的餘地！
現在除了國家公園以外，還有哪個地區不准原住民狩獵呢？原住民狩獵已是到處存在的事實（更別談盜獵的橫行了），如果連國家公園也放行狩獵，野生動物在台灣，簡直沒有任何「無有恐懼」的喘息之地了。台灣的國家公園，在限制人為干擾與利用之下，努力多年逐漸有成的復育工作，一直讓盜獵者覬覦不已，根據一些山友反應，靠近國家公園的邊緣一向更多捕獸陷阱，讓他們裡懷著很大的恐懼，因為捕獸陷阱是「一視同仁」、「來者不拒」的。現在國家公園法的修訂，連爬山的山友也將失去最後一塊安心探勘之地了。
其實，「狩獵」與「保育」之間，並非二選一的排中命題，因為，這兩者之間「異曲同工」，歧異實在不大，目的都是為了恢復人類對於野生動物的利用，還是不脫以「人」為中心的思考格局。因此，保育團體面對這個問題，如果不從「保育」過渡到「動物保護」，站在動物本身的生存權益來看待問題，要反對「狩獵」，可能立場就不是那麼站得住腳了。
再談到原住民的狩獵傳統，隨著科技、行銷工具的進步，還有傳承的中斷，現在的狩獵，多是擎著槍彈、山林裡散放捕獸器夾，或以種種材料架設的陷阱，相對於傳統的刀矛弓箭、草木石塊乃至徒手，人獸之間「公平搏鬥」的素樸方式，早已是面目全非。工具都不一樣了，哪還叫「傳統」？如果是基於傳統文化的保存而開放狩獵，是不是也應該要求使用傳統工具，以還原傳統狩獵的原貌，以及原住民與野生動物之間，公平而素樸的競爭方式？否則，現代原住民的「新狩獵文化」，不但是野生動物的浩劫，也一樣是原住民族失根的悲哀。
而且，何謂「傳統文化」及「風俗」？界定太過模糊，由誰來界定？如何鑑定這位原住民及當地居民是基於「風俗」因素而狩獵，還是基於「經濟」因素而狩獵？在原住民傳統文化祭典「觀光化」的現況之下，基於「傳統文化及風俗」而狩獵，實際上已兼具有「觀光經濟」之效益，兩者根本無法截然劃分。而且，為什麼原住民可以狩獵，平地人就不可以？
目前，就有許多人對於開放「觀光狩獵」躍躍欲試，可以想見的是，在原住民經濟弱勢之現況下，國家公園法修法所塑造的「經濟空間」，顯然比「文化空間」更來得誘人，以平地人強大的政商勢力，未來，原住民的狩獵傳統要不變形也難。可以預見未來在傳統祭典期間，由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及風俗」而去狩獵，順道帶著「生態觀光」或「文化觀光」、還有來嚐嚐「生鮮野味」的平地人，將在國家公園到處可見。屆時，有什麼理由只准原住民執槍桿射殺動物，卻不准平地人為之呢？
更何況，原住民狩獵文化的失傳，其罪魁禍首根本不是國家公園，其中牽涉到複雜的歷史因素、政治糾葛、種族歧視、經濟結構、社會條件……，這些因素都讓文化復原成為一件極為艱辛的事，再加上多數人還是最在意溫飽問題，狩獵生活的「經濟誘因」比起「文化誘因」，顯然更為原住民所重視，遑論那些打著如意算盤的政商人物了。
原住民朋友建立「新狩獵文化」的努力，是一場承繼傳統的文化再造工程，其中許多來自於現代西方保育思潮以及歐美國家原住民經驗的刺激。然而，西方文化向來當人類是萬物的「轄制者」，這是一種「人類沙文主義」的優越感，站在「人類本位」的立場，把野生動物當作人類經濟利用的資源之一。若依資源「永續利用」的觀點，只要該項野生動物已非瀕臨絕種，則對其保護自可撤銷，若繁殖過多則加以撲殺，以維持自以為是的「生態平衡」。這種人工操作，是不是已經真的掌握宇宙生態的奧秘？是否會帶來無從預知的另一種生態失衡的後果？原住民最後會不會變成漢民族操弄自然的那雙「手」？恐怕只能有待歷史檢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