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開始與關懷生命協會討論拍攝議題，協會希望拍攝有關野生動物養殖問題，我則比較傾向拍攝流浪狗，因為我認為流浪狗已經形成社會議題，野生動物養殖問題則 未必，而且協會尚未了解影像與意念傳達的關係。協會秘書蘇佩芬說：如果能拍到野生動物被養殖在一小小籠子，就能讓社會同情這些動物。我反問：如果養殖野生 動物的飼主，願意改善養殖環境，你們是否就贊成讓他們養殖。答案當然是否定。因為野生動物不是在人的監控下繁殖，然後來為人服務。
沒有爭議下，我和協會開始籌拍流浪狗的紀錄片。材料的使用我決定使用十六厘米影片，這是我的企圖心，即使協會董事認為一樣的經費是否可以用錄影帶拍攝，我 沒有改變這個私人企圖心。我想協會當時一定對我的企圖有所擔憂，但，釋悟泓完全放任我去執行，我至今不了解他當時為何對我如此信任，這個案子沒有他，肯定 不會有開始。
王淑甘是我寫企劃案時的第一主角，因為協會的人跟我說她是養很多流浪狗還很理性的人。後來我和她的互動印證這點。我的拍攝準備需要前置訪問工作，第一天訪 問王淑甘坦白說，我有些招架不住，台北市萬大路一個密閉室公寓空間，二十幾坪裡面將近二十隻狗，客廳沒有椅子堆滿狗飼料，所有的狗沒有一隻是正常：斷腿、 掉毛、皮膚病、甚至梅毒。裡面可想像惡臭難聞。但我忍住了。不過真正令我難堪的是：我在那裡一直被質疑。當時王淑甘與她一位義工朋友一直質問我對狗的想 法，如：我是否真的愛狗。無路可退下我軟弱地說：我比較喜歡貓，我當兵還吃過狗肉。很意外，我沒被趕出去，停了一下，王淑甘說：你那時候一定不懂。王淑甘 為我找到理由讓我繼續下去。之後，我和她互動良好，雖然真正拍攝十六厘米影片我轉移重心改拍楊秋華在板橋浮州橋流浪狗事件，但對王淑甘的感動才剛開始……
拍攝影片正式作業前，協會決定一個月付我一萬五千直到案子結束。那一年有好幾個月我靠這一萬五千元生活。我一共領了一年半左右，不但案子沒結束，而且超資 預算。愧疚的不只是關懷生命協會，我為了節省人力開銷，向家人借十五萬買收音器材及一台Bolex（不能同步的十六厘米攝影機），這樣我可以自己收音，遇 到緊急事件我也可以自己拍攝。後來這十五萬家人不要我還了，因為他們覺得我太窮了。更令他們不解的是：留美碩士竟是這般田地。
其實我當時並沒有經濟困難，一個月一萬五千元對我而言是足夠的。房租只要三千元，一台摩托車當交通工具，迴避一些不必要的聚餐，我很快樂，因為我在做我喜歡的工作。但是我的朋友總喜歡說我日子過得很差，我不會做太多說明。我越來越會和朋友哈拉，但相見不如懷念。
那一年，1996，我至今覺得我生命中美麗的一年。
1996年三月，協會問我要不要先拍板橋浮洲橋事件。我了解後才知道：台北縣板橋浮洲橋流浪狗收容所，有兩位義工媽媽在元月12日發現收容所沒有餵食飼 料，造成狗吃狗事件。因為這是縣政府的收容所，當時新聞媒體也爭相報導，但如同其他社會事件一般，很快就被淡忘。兩位義工媽媽：楊秋華與湯媽媽，卻從此主 動每隔兩三天就到這個收容所餵食和照顧這兩三百隻流浪狗。
三月十六日，我和攝影師第一次去拍攝，我才真正了解原來收容所就位於垃圾掩埋場內，臺灣是把流浪狗當成垃圾處理。淡水河上游大漢溪的河川地，一片垃圾荒 蕪，中間兩間破損的鐵皮屋是流浪狗收容所。在這片骯髒的土地上，楊秋華與湯媽媽迅速地整理狗飼料做餵食工作，因為狗有區域性佔領的習性，她們還得把飼料提 到掩埋場的四處去餵食。有一次我們想幫她們提飼料，楊秋華說：我自己來！你幫得了今天，也幫不了明天！
的確，誰也幫不了誰，往後的一年我到過臺灣大部份的流浪收容所，當然也看見垃圾掩埋場的狀況。有的收容所也有類似楊秋華的義工在照顧流浪狗，雖然這個工作 被劃分為在各地清潔隊的工作。當然通常他們做得不好，否則就不會有義工媽媽的投入，也不會有民間私人流浪狗收容所的成立。
坦白說，對於這些義工的寧願與垃圾為鄰，與鄰居為敵，不惜要和家人撕裂，也要照顧流浪狗的義工，我當時的解讀是他們情感上需要狗。狗與人做朋友的歷史很 久，牠們忠心體貼的特質，可以彌補在社會上情感沒有著力點的人，許多義工在情感上已經被孤立或自我孤立的人。他們對周圍的人有強烈的質疑，或充滿不信任 感。他們愛狗甚於愛人。
我很能了解一個人被孤立的感覺，狗需要他們，他們也需要狗。無論狗與義工都令人感到同情。後來，我知道我錯了。因為楊秋華與王淑甘。
深入了解，許多照顧流浪狗的義工，並不是在生活上沒有情感互動的對象，這是他們主動的選擇。因為狗的情感比較純真，這份純真喚起他們內心的純真。然後，他們開始想維護
這份純真的互動。楊秋華與王淑甘沒有情感孤立的問題，也不是被同情的對象。
王淑甘告訴我，為了養流浪狗，她與娘家關係破裂。一次，她為了買狗飼料向自己母親及妹妹借錢，但均遭經濟狀況不錯的家人拒絕。王淑甘沒有恨。幾年後，王淑 甘妹妹得絕症到台北就醫，當時王淑甘與其丈夫經濟能力已好轉，王完全不記前嫌，負擔起其妹妹的醫療費與喪葬所有費用。這件事終於改變王淑甘的母親對王淑甘 養流浪狗的態度，也比較願意在經濟上支持王淑甘，自己也開始養了幾隻流浪狗。
王淑甘的先生是水電工，本來也不同意王淑甘養流浪狗。但拗不過王淑甘的哭哭啼啼，勉強答應了，但卻越養越多，直到三百多隻。在王淑甘的收容所被拆除後，關 懷生命協會欲控告台北縣政府因拆除失當壓死一隻狗，據傳聞台北縣政府亦想控告王淑甘私佔河川地，在關懷生命協會開會時，王淑甘的先生說：如果被控告會被 關，關我好了！
王淑甘與狗關係情深，與親人關係也如此。她不是同情對象，是用來觀照自己反省自己的對象。
後來，我決定先十六厘米影片部分先拍楊秋華與湯媽媽。這個故事成了「養生主」。
因為楊秋華的性格開朗也很好笑。她家裡的流浪狗名字，有叫：頭殼壞了、查某屁等。記得第二天到浮洲橋拍攝她抱著隨和（影片中狗主角）講著講著，她講到感謝 我們去拍攝這些狗狗……然後轉身就哭了。我當場嚇住了，有些不知所措，正巧湯媽媽走過，我隨口問：湯媽媽妳要去那裡？然後，我打燈板，要攝影師關機停止拍 攝。
我對於拍攝紀錄片的沒經驗，從這個鏡頭可以看出來。在我完成初剪階段時，我是把在楊秋華轉身時即剪掉，觀眾稍微可以感覺楊轉身哭泣。幾個朋友問我為何當時不繼續拍攝下去，因為即使楊轉身過去依然可以錄到她抽泣的聲音。我能說什麼…沒經驗……也有點不忍。
在往後拍攝紀錄片的過程中，我不再因為被拍攝者哭泣而把攝影機關機，就算我被感動到掉淚，我也能忍住繼續開機拍攝。我變有經驗了。我也殘酷了。
將近兩年的剪接時間，我逐漸改變我的看法。我重新剪接時，把這段延續到我問湯媽媽妳要去那裡？然後打燈板結束。而且我把這個鏡頭做為影片的結束。當然這樣完成暴露我拍攝時的窘態與不成熟。但是這是筆觸，我的心情手痕。只有沒經驗的人才會這樣拍攝，這是我的第一次。
當願意留下這樣的手痕時，我變輕鬆了。其實整部片就是我的第一次，笨拙與緊張放不開隨處可見，甚至畫面內我過度努力營造的痕跡我也可以輕鬆留下。我不再被 受限了。幾年後，周美玲找了十二位導演拍流離島影，她說謝絕客觀紀錄片，我非常同意，講得再清楚些：我認為紀錄片是為自己而拍，為自己成長而拍，我不是為 流浪狗或楊秋華而拍，更不是為社會運動而拍，我越來越自私，停在看山不是山的階段，但熱情不減。
我開始也留下楊秋華面對攝影機的不耐煩、搞笑，企圖破獲一些她的形象。但是留下這些手痕，並不影響楊秋華個人的性格魅力，因為她無時無刻做自己。
發現隨和是令我最興奮的一件事，其實1996年四月三日是我第一次用Arri十六可做同步錄音的攝影機拍攝，實話，我緊張到忘記我當天拍到什麼畫面。幾個 月後，我到台中向朝陽技術學院向影像傳播系借Steenback對聲音後，我才知道有楊秋華點出隨和位置並抱出來的鏡頭。這樣看起來隨和是非常意外的發 現，影片中，楊秋華後來把牠送到李醫師診所醫療，也是合理的發展，但是，這也是我強力推動。
寫企劃案時，我就希望能夠拍攝一隻流浪狗透過王淑甘的照顧，因而改變牠的外貌及牠的命運。改拍浮洲橋流浪狗收容所時，我沒忘記這點。我很刻意地拍攝幾隻可能可以被楊秋華照顧而改變的小狗。其中一隻全身都沒毛，攝影師懷疑我選擇的對象可能不容易達成。
隨和的出現，讓我很興奮，因為我確定，這支紀錄片會因為隨和皮膚病的治療，有了時間的流動感。
發現隨和時，牠是一隻一個多月的小白狗，牠長得並不好看。這個名字是楊秋華在四月十五日取的。因為隨和的個性不容易接觸人，對人很有警覺性。為了怕以後收容牠的人跟牠不好相處，才把牠取名隨和。楊秋華說這是她取過最好聽的狗名。
隨和在李醫師家中的發展讓我很放心，我慢慢放棄其他追蹤的狗。
隨和像是因為機緣而進一入這部影片，但也是我主導進來的。我和楊秋華強力改變了牠的命運。有一次我看國外拍攝獅子的生態影片，作者拍攝到其中一隻小獅子迷 失了，但是作者並未幫助這隻獅子回到牠的族群，後來這隻小獅子又碰巧回到自己的族群。作者的旁白告訴觀眾：他很慶幸當時沒有幫助小獅子。顯然我的態度與他 完全不同。而且除了我對紀錄片作品的企圖心與他不同外，我與他還有很多不同。
什麼不同，我與很多朋友爭論過，像是紀錄觀點、情感、態度都不同。後來覺得那不是重點，重要的是我不想在事後覺得做什麼是對的，做什麼又是錯的，後悔無 用，慶幸更沒必要。我常覺得我的反省是被逼迫成的，心存感恩亦是。就是環境造成。回憶過去，我常覺得我強力主導事件，但我又很宿命的認為這是被命運推著 走。能如何？拍攝這支影片我的小奸小惡全被壓抑無法舒展，也是命運吧。
李政道獸醫師是楊秋華與湯媽媽很好的朋友，也成為這支影片的重要人物。剛開始李醫師對我的拍攝比楊秋華更不耐煩，常常他講過一次我要求再講一次時，他就說 已經講過了為什麼要再一次。拍攝紀錄片碰到這種情形，我會低姿態告訴他，我們沒拍好是我們技術問題。真沒拍好，我會下次想辦法再拍一次。李醫師的記憶力很 好，他會告訴我：你的問題上星期來我已經答過了，為什麼還要再問？
慢慢地，我覺得不行刻意要李醫師在鏡頭面前講什麼。他率直真切的個性，可以很清楚地表達自己的想法。李醫師一直不認同楊秋華與湯媽媽以自己的力量，投入浮 洲橋流浪狗救援行動。因為流浪狗問題絕非個人力量可以完成，而且李醫師認為家庭比流浪狗重要。因為觀點的不同李醫師常常與楊秋華吵得不可開交，但是吵歸 吵，他們仍然維持很好的友誼，而且他們一次一次尖銳的對話形成影片最有力的辯證，不僅於流浪狗的問題，而且是情感的辯證過程。
李醫師沒有因為和楊秋華吵而失去友誼，但是和湯媽媽就不同了。一次湯媽媽朋友的流浪狗在李醫師診所醫療，原本約定的時間要去領回，湯媽媽臨時要求李醫師再 讓狗多住幾天，李醫師堅持不肯，因為他不願湯媽媽連朋友的流浪狗都攬下幫忙處理。兩人為此翻臉。事後，湯媽媽碰到李醫師告訴他：這隻流浪狗領回沒多久就死 了。
後來我聽到李醫師說：我去向湯媽媽道歉，她完全不理我，我覺得很冷，一起打拼的朋友最後是人不如狗。
和李醫師翻臉不影響湯媽媽和楊秋華的革命情感，兩人依舊在浮洲橋為那兩三隻流浪狗奮戰。而且她們逐漸潦下去，與關懷生命協會並肩做戰為臺灣流浪狗努力。但是，這可能是李醫師所不願見到。
因為和李醫師有心結後，湯媽媽也不再到他的診所過問隨和的狀況，這也是為什麼後來整支影片的發展以隨和為主軸時，湯媽媽在影片份量逐漸減少的原因。剪接 時，我剪掉湯媽媽與李醫師兩人爭吵不和的問題，因為我不知道如何處理。坦白說，我對湯媽媽也有一份愧疚感。我曾想用影片最後一句話「湯媽媽妳要去那裡」做 為這部影片片名，但是沒有人認同。
拍攝紀錄片很大的成長是：有些問題我承認永遠不知道如何處理。即使處理過的問題，我也不認為有什麼對錯之分。
釋悟泓是讓這個片子有開始的人，我對他真是心存感激。他在整部影片出現得也很少，與湯媽媽不同的是，釋悟泓是一開始我就不希望他出現在影片。因為我覺得他 處事尖銳，咄咄逼人的肢體語言和隱藏的情感恐怕會讓觀眾造成負面印象。但是，我仍然喜歡拍他，因為我覺得他和楊秋華與李醫師不同的是，釋悟泓剛開始出現在 銀幕上不會令觀眾喜歡他，但時間久了，刺他一下，他總會忍不住跳出真情，然後義無反顧堅持下去，而這個堅持背後動機充滿善意與慈悲。即使不認同他，也能欣 賞他。
在1996年五月左右，關懷生命協會要出國參加一個世界動物各團體的聚會，釋悟泓要我另外做一支錄影帶，我們開始有了爭吵。這支錄影帶我取名「卑微的沉 默」，將拿到國際播出，希望藉由國外的壓力來改善臺灣動物的環境，影帶內容分成流浪狗、經濟動物、馬戲團和一綜合篇幾個部分。內容部分釋悟泓要求我放最悲 慘的畫面，因為這樣在國外播出才能達到效果，我則考慮影像節奏與畫面統一，鏡頭篩選與他有不同看法。這一不同點，我後來比較認同他的看法，我考慮作品比考 慮改善台灣動物環境來得少。但是這次爭吵我也領教了他的說服方式。
「卑微的沉默」讓我付出不少代價，我因此逐漸不吃豬雞肉。除了魚類，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我已經沒有食慾。因為在「卑微的沉默」裡我用這些動物的死亡來呈現情感，我沒理由再吃牠們同伴。我告訴關懷生命協會，我絕不再拍魚類的痛苦，免得自找麻煩虧大了。
後來，我覺得這是福氣，因為我夢見我死了，一個完全真實的感受。我向周圍的人告別，祝福別人，然後我身體浮起來消散，是解脫舒適的感覺。我開始篤信死後有 某種意識存在，對這個世界我有新的角度。我很膽小，我想死後快樂一些，吃素我覺得是方法之一。後來朋友告訴我吃素是不自然的，我都反問：人類不自然的行為 多呢！
關懷生命協會在釋悟泓的領導下，性格頗為一致，又悍又衝，意見不合我就「卑微的沉默」。當時令我感到畏懼與佩服的另一角色是協會祕書蘇佩芬。一次，協會接到王淑甘通知，說是永和流浪狗收容所發生狗吃狗事件，協會通知我去現場拍攝。
我一到現場，王淑甘已經在那裡，收容所的管理員慌亂成一團，因為是一隻狗將隔壁籠的狗咬過來吃。被吃的狗還沒死，但整顆狗顱被咬到隔壁籠子且被鐵欄杆夾 住。王淑甘要我趕快拍攝，因為距離遠我沒有拍得很清楚，但是我的拍攝工作讓管理員產生恐慌的心理，並且對我們很不友善。
好不容易他們把這隻被吃的狗拉出來，在我仍不知所以時，他們火速將狗送到獸醫院，並要求獸醫無論如何一定要救活牠。他們顯然認為只要救活這隻狗，收容所管理員就不算失職，就不會被媒體攻擊批評。
蘇佩芬是協會隨後派來的協調員，她的嗓門讓我很有安全感，收容所管理員講話變得比較客氣講話比較小聲，但是他們仍認為一定要救活這隻狗。望著手術檯上這隻 頭被吃到奄奄一息的狗，誰都了解救活牠遠比安樂死牠要殘酷的多。為此，蘇佩芬與他們產生激辯，後來我也同意絕不將拍攝到的畫面公開，他們才同意獸醫的看法 將這隻狗安樂死。
這是我拍攝流浪狗紀錄片第一次對狗的生命有很沉重的憂傷。
這個沉重的憂傷終究是一時的浪漫。我在陽明山的住處是傳統的磚牆三合院。有一天在三合院躺著一隻流浪狗，是可卡名犬，但我猜牠可能不是純種。牠全身毛皮髒 兮兮，頸部有明顯咬傷，似乎餓得奄奄一息。我找來隔壁學弟一起先幫牠洗澡，幫牠餵食，隔日送到士林陽明醫院。關懷生命協會幫我找到領養家庭，確定這隻狗有 了好歸宿。
我到陽明獸醫院結帳才真正了解愛狗不容易。全部手術費三萬圓。比買一隻純種可卡貴三倍。醫院向我說明：這隻可卡在頸部所咬傷的皮下積膿水太多，牠是經過兩次手術才可以復原。費用方面，醫院找了一位義工付了一半費用，另外一半醫院再打折，所以我僅付八千圓新台幣。
能如何？台北有滿街的流浪狗。我對流浪狗的同情僅於心意，僅於正義發聲，僅於理性論戰，僅於路上有狗屍送去焚燒（那樣僅花費兩百圓）。
我不能想太多，即使內心發酵的情感也要置之不理。這點理性我真的一點都不難。但是，我卻開始質疑我自己的個性特質。我懷疑：這份理性在我老死前總會潰散。
最令我難以接受我自己的是：我也沒勇氣責怪我周圍丟狗的親朋好友。我的朋友知道我在拍流浪狗紀錄片，毫不畏罪地告訴我他們家放生過三隻狗在街上，原因是這 三隻狗：太吵、長大後發覺非純種狗。有一位朋友家人因為曾經有「放生」的狗會認路回家，所以特地一直繞路將牠帶到很遠的地方，也故意讓牠憋尿，然後才「放 生」成功。
每次和親友聊他們放生狗的經驗，氣氛都很愉快，有時候還很搞笑。和愛心義工談流浪狗的問題，氣氛都很沉重。後來，為了不讓自己太鄉愿，我會找我的朋友來看 我的影片，這似乎有點效果，他們有的看完會心情很不好，自覺對不起流浪狗。但也有朋友一開始就不願看，說是他這輩子沒做什麼大壞事，不要拿影片折磨他。
想多了確實折磨自己，何況沒答案。拍攝一個月後，我已經決定把王淑甘的拍攝線放棄，專心於楊秋華在浮洲橋的努力。1996年四月底，楊秋華與湯媽媽開始把 浮洲橋懷孕的母狗帶去墮胎順便結紮。這件事李醫師極為不同意，他認為如果小狗可以墮胎，大狗就可以安樂死。為此楊秋華與湯媽媽只好把狗帶到其他獸醫院，而 且還和李醫師有幾次的爭辯。
這個爭議點，即使現在我也無法說出答案。但是李醫師卻不斷的在觀點上對楊秋華嚴厲打擊。最嚴重的一次是李醫師強烈反對楊秋華與湯媽媽在板橋成立愛護動物的協會。
為了整救板橋浮洲橋的流浪狗，關懷生命協會在板橋召開一次會議，會議中蕭議員與新黨 議員參與。經過一個下午的討論，短期建議是：先將浮洲橋收容所的狗做 狗籍管理工作，結紮、打晶片等。長期的結論是：希望楊秋華在板橋成立愛護動物的協會。因為這樣可以整合各界資源，長時間為流浪狗努力。
李醫師對這樣的會議與結論嗤之以鼻。首先當時的階段，流浪狗問題，施打晶片是騙人的工作，因為政府不可能在抓到流浪狗，會一一掃瞄，看是誰家的狗然後來找 狗主人。的確，即使六年過去了，今年居然發生兩起民眾懷疑有打晶片的狗，被政府抓去收容所後，一樣被安樂死焚化，飼主打官司要求國賠。一位在收容所工作過 的朋友告訴我：施打晶片品質不一，有的晶片非常不容易掃瞄出來是重點。
狗籍管理、施打晶片是正確的方法，但如何階段地落實才是重點。當然，李醫師只是不願看到楊秋華在這個階段中幻滅。而且，如果楊秋華在板橋成立愛護動物的協會，恐怕更難以回頭了。
開會完我曾與楊秋華聊天，她也非常懷疑組織協會的意義。楊秋華似乎在一個矛盾的想法，如果成立協會似乎可以合法募款招攬更多義工投入，但是她個人的工作量 勢必增加，加上如果沒有其他義工願意來投入，豈不越陷越深。但是如果不組織成立協會，光靠楊秋華與湯媽媽確實難以靠個人力量改變浮洲橋收容所流浪狗的境 況。
在談到這樣的矛盾時，楊秋華語帶保留，因為她內心有懷疑當天與會人士的誠意。即無論成立協會與否，恐怕真正投入的還是她與湯媽媽而已。楊秋華再談論這段話曾要求我們不要拍攝錄音，我其實可以看到她極力的壓抑，她不願意用負面的想法去揣測周圍的人。
而，李醫師就是已經看到負面的可能，所以不願讓楊秋華陷入。
李醫師不斷地阻止楊秋華陷入流浪狗的救援活動，其來有因。在李醫師大學時也曾加入類似保護動物協會，努力為流浪狗付出。後來李醫師可能與這樣的協會有不愉快經驗，退出協會運作模式。這個不愉快經驗，讓李醫師警覺楊秋華可能會被愛心協會利用了。
每次看到李醫師慷慨激昂地駁斥楊秋華，我都很感動，沒有懷疑李醫師的誠意。李醫師對流浪狗的想法是對問題的了解有一定的深刻感受，建立在社會的生活中，是 有愛有取捨。李醫師認為只要在自己的社區幫助流浪狗，影響自己社區的人就好。整個社會的流浪狗問題絕非個人能力所及。如果有愛心媽媽帶流浪狗尋求協助，李 醫師也非常願意以個人能力幫助。
在拍攝李醫師的鏡頭中，有一個鏡頭，李醫師眼眶紅紅地講訴他的經驗，我的攝影師把鏡頭往前伸展，讓觀眾能更靠近李醫師的大特寫，看清楚李醫師的情緒激動的 情緒，我則適時地追問，讓李醫師能講更多的話。在剪接的過程中，我慢慢了解這是粗魯的作法。不僅沒尊重被拍攝者的情感，也低估觀眾的觀影能力。
後來我比較注意拍攝者與被拍攝者的互動關係，總希望良性互動關係的基礎下，與被拍攝者一起編織影片成形。但是我也覺得這不是一定，也無需刻意追求。
因為拍攝剪接的時間極長，我不斷思考，整理紀錄片的拍攝問題。我逐漸認為我想講什麼，拼貼什麼意義才是重點，但以不違反被拍攝者的表達意念為基礎。我拼貼 真實拍攝到的材料，我希望影片顯示的訊息應含有真實以外的訊息。這樣說不代表我要我的紀錄片不真實，而是我期待我能付予影片更多的內在情感，而這裡的情感 或許在事實裡並不清晰，或者根本就不是原本影片內容的。這情感是個人在製作影片過程中被觸發的，是透過形式編織而成，是有人文層次、價值觀的區別。當然這 仍將被觀眾與時間考驗。
我常想我的影片可能一直都是內容的觸動加形式的追求。有不成熟手痕，是看山不是山的層次。但，不成熟真好。說實話，拍攝時期，我沒有思考太多，只有緊張與直覺，還有不斷面臨新的事件來臨。
士林天母職訓所裡，一位工友照顧十幾隻流浪狗。可能學生不滿狗太吵，一天其中一隻遭到毆打至死。收到通知，我正巧也在關懷生命協會開會，然後，我們一群人 很快趕到現場。這隻狗死狀很慘，躺在一樓轉口處，旁邊還有兩幅字畫，很明顯頭部被棍棒或重器打擊，血跡斑斑慘不忍睹。
協會很憤慨，我也有些緊張，但我很快平靜下來。我仔細地用攝影機拍了兩種感覺，一種是一組流動驚動不安的鏡頭，一種是一個單一安靜看狗屍的長鏡頭。
隔日，協會在學校抗議，我建議找楊秋華與湯媽媽來，然後我又拍了她們在現場的感覺。我知道這是震撼的景象，將來在影片不同的結構中，我可以用不同的鏡頭。我了解用什麼鏡頭去憾動觀眾的心情。但，後來，我全拿掉了這些鏡頭。
另外一次，關懷生命協會要了解台北家畜衛生檢驗所，我也建議找楊秋華與湯媽媽來，果然，她們兩個看到一群狗被安樂死，傷心悲痛，氣呼呼地與所裡的工作人員 大吵一頓。我錄下來，但也是一個鏡頭都沒用。後來，我覺得我真是在設計她們，壓榨她們的情緒出來。奇怪的是，常常我施展小奸小惡，結果總是白忙一場。
更絕的是，楊秋華那次突然問我說：那朱先生你看到這些，你有什麼看法？我那有看法！因為我忙著拍攝抓鏡頭，忙著想和攝影師吵架。當時湯媽媽情緒高脹，我示 意攝影師拍她特寫，攝影師把測光表拿到非常靠近湯媽媽的臉頰旁測光，湯媽媽對攝影師的突然的舉動錯愕起來，以為發生什麼事。如果有人拍我和我們的工作伙伴 拍片過程，很多段一定是爆笑的荒謬劇。
為了讓影片醞釀出真實之外的情感世界，我的確用心極苦。拍攝時我總是盡量沉默，傾聽的態度，很多受訪者會以為找到知音，開始滔滔不絕陳述。我也會以問問題 來引導受訪者講述我需要的內容，如果被訪者講不好，我會耐著性子先拍其他鏡頭，然後回頭再問，直到她們講到順為止。後來楊秋華被我折磨久了，她講完會很無 奈地問：可以了嗎！特寫可以了嗎！好了沒有！
製作這部片子讓我最頗懊惱的是我選擇用傳統剪接平台作剪接，我剛開始剪接時，總是技術性的剪掉楊秋華對我的抱怨，幾年後我有些後悔，但是大部份我都找不到 了剪掉的工作拷貝。後來因為重新製作聲音，我聽原DAT始錄音帶，每次聽到楊秋華問我：那現在怎麼辦？我還要怎麼配合？我真的覺得好笑。可惜這樣的聲音不 見了，我遺失了一些可笑的手痕。
我喜歡拍紀錄片是為我自己而拍，為反觀自己而拍。當然不代表我不會為當事人、為社運、為歷史而拍。也不代表我會違反被拍攝的人事的意念。能夠看到自己在事件的過程中顯影，意義重大。有朋友勸我乾脆拍自己和家人的紀錄片算了，我說要等我快死了才拍，免得丟臉還要見人。
簡單說，我其實沒勇氣挖掘自己。但是可以挖掘隨和的個性，來自我投射。隨和在李醫師診所打針過後（李醫師說只有一針），皮膚與毛逐漸好轉。在1996年五 月十五日，我再度拍攝隨和，距離牠在浮洲橋被抓時隔了一個多月。楊秋華已經可以把隨和抱出籠子外。李醫師說這是隨和第一次願意讓人抱出籠外成績可觀。每次 看隨和在籠子內來回走動，想出來又不太敢，我總會想到自己小時候膽小又自我封閉的感覺。
為了讓隨和走出籠子外，更具效果，我們設計了一個狗罐頭，讓牠能聞香而出。隨和果然和我小時候一樣，馬上克住不了誘惑走出籠子。隨和前腳爬出籠子，後腳仍 一直勾在籠子門緣，像似隨時準備縮回籠子。我暗示楊秋華過去抱牠，沒想到，隨和好像又受到驚嚇立刻跑回籠內。籠子是牠安全的家。
有一位學生時代很活躍的朋友告訴我，出社會久了又結婚之後，他已經很難想像過去與陌生人可以一見如故的感覺，到陌生環境可以談笑自如和別人混在一起。他的 生活被每天的工作壓得滿滿，社會上人際的挫折讓他謹慎地與同事相處，最後，他變得喜歡待在家裡。喝咖啡，透過窗戶的鐵欄看外面的世界。
我想這些令我傷感。我從沒真正進入社會上班族的生活，依我自己評估，我可能會比上述的朋友更無法承受工作壓力與人際挫折。從大學念美術與從事影像創作，我 常覺得這像是安全的腳落，是家的功能，與別人保持一定的距離，攝影機像籠子，透過它我躲在後面，謹慎地看這個世界。我對這個世界的情感，是有籠子的鐵窗橫 在中間。
逐漸地，隨和願意讓人抱出籠外。我和協會尋求一位吳太太的家庭來領養隨和。但後來吳太太考慮家庭的環境可能不適合，所以沒有領養回家。1996年七月九 日，楊秋華決定自己帶回家，當時她家裡已經有十七隻狗，左右鄰居對這些狗頗有意見，李醫師甚至警告楊秋華狗：妳如果越養越多，那天被討厭狗得人毒害，不僅 妳會傷心，也害了狗。
不僅李醫師憂慮楊秋華的養狗狀況，關懷生命協會也不認同她在家裡養十幾隻狗。釋悟泓認為：在家裡養太多隻當然得不到左右鄰居的認同，甚至讓社區的人討厭狗，對流浪狗的形象只會更負面。而且養十幾隻狗，照顧的品質沒辦法提升。
楊秋華聽不進李醫師的話。一天我訪問楊秋華，她憂鬱地說出一股壓抑很久的話：經過這麼多事件，我現在對人很不信任，我懷疑這個社會已經沒有愛了。
我曾經考慮把這段話放進影片，但是後來我放棄了。一來，我覺得這讓影片的情感沒有退路了，二來，即使在楊秋華最低潮，她都比一般人還能信任人。她一時講出來的話，如果我放進影片，是否扭曲她的個人特質。
拍攝流浪狗我總希望有個出路，但是每一次情況都不樂觀。楊秋華在經過這麼多事件後沮喪，其中一件就是王淑甘狗舍拆除事件。
1996年7月4日，台北縣政府決心拆除新店溪福和橋附近違建。王淑甘的狗舍也在被拆除名單之中。我帶著小型DV攝影機拍攝整個過程。後來完成一支紀錄片「齊物論」。
「齊物論」完成後我試圖參加幾個影展，沒有被入選過。後來在公共電視台播出，反對或支持的回應很多，頗令我訝異。
「齊物論」不過是王淑甘的故事片斷而已。王淑甘於1987年開始在福和橋下養流浪狗，1993年因為狗隻被毒死70幾隻，王淑甘在一位義工林老師的幫助 下，在光復橋下建設狗舍，將剩餘狗隻搬遷過去。不到一年，1994年台北縣工務局因違反水利用地要王淑甘遷移。在林老師的協助下王淑甘再度搬遷至福和橋 下。
其實王淑甘把狗再度落腳福和橋下，沒多久台北縣政府就已經告知王淑甘，將要一定會來拆除。只是無處可去。
老實說，對於整個狗舍拆除事件，一開始我一直無法站在關懷生命協會釋悟泓的立場，他過度的自信想以法律的觀點逼退拆除工程人員，這點連我與協會義工都有疑慮。
照釋悟泓的論點，王淑甘救流浪狗集中在狗舍是解決台北縣一部份的社會問題，狗舍的犬隻論情、論理、或論法，都已經屬於王淑甘的家犬，是王的私人財產，不能 損傷。故於拆除前應將犬隻妥善處理，安全移出狗舍。如同將其他違建寺廟內的佛像搬出再拆除寺廟一般。而且，流浪狗是環保局的業務，環保局理應出面處理。
但是工務局拆除隊的看法是：王淑甘在那一年之前已經簽下切結書保證遷移違建狗舍。如今未遷移，藐視公權力。況且，如王淑甘真的愛狗，知道拆除日期為何不先搬移犬隻。於是視同廢棄物處理，當需拆除。
法律層面恐怕不是我能討論的。就情感與情緒，剛開始不算太差，因為台北縣工務局說明只掀掉屋頂，不全部破壞，但是要王淑甘保證儘速遷移犬隻。
但是釋悟泓認為這是工務局的施捨，不願領受。而且環保局也正在尋求地點，收容這些狗，台北縣工務局與環保局應該協調，先緩拆，等處理完犬隻遷移，再拆除。
釋悟泓緊抓著法律觀點，態度強硬，即使義工想先搬運狗籠以備可能需要，釋悟泓認為不必害怕擔心，因為工務局敢拆，就是違法就要負責。
但是當時狗舍已經沒水沒電了，上百隻的狗等著一場人的論戰來決定牠們未知的命運，我沒辦法認同。
雙方沒有協調空間，衝突就勢所難免了。工務局的溝通耐心不再，警察強制把釋悟泓等人隔離在外。然後警察與拆除人員過度反應，強制拆除的過程中，他們甚至不讓王淑甘把犬隻放出，結果造成一隻狗死亡。
狗隻的死亡讓台北縣政府真正陷於不仁。釋悟泓也在法律責任找到真正的著力點。但是我仍覺得事件本身還沒有情感的著力點。接著急著把兩隻死狗（另外一隻死的狗是拆除錢小姐的狗舍造成）在眾多媒體前抬去抗議。這股亢奮的情緒，我不解，也不知其他驚嚇過的狗在想什麼。
我來不及思考。因為在台北縣政府是另外一波衝擊。當時台北縣縣長尤清堅持要釋悟泓把死狗抬出縣政府外才願意溝通，一度僵持，警力隨時強制要將狗抬出。
台北縣政府的強勢態度讓事件的內在情感有了轉折。因為在此釋悟泓的堅持再度變成弱勢。台北縣政府會客室，面對優勢的警力，釋悟泓、王淑甘及幾位愛心媽媽（楊秋華亦加入）誓言守護狗屍，這是一場寧可撕裂生命的對話，釋悟泓的堅持終令我動容與敬佩。
在一場釋悟泓與前台北縣長尤清對話中，又是一場理與法的論辨。從頭到尾，尤清高傲震怒的態度，令人不敢領教。尤清其實家裡也收養流浪狗，比其他縣市，他算比較重視流浪狗結育問題，但是，尤清說：我落的如此下場，被保護動物團體拿死狗來抗議！
我認為尤清不了解：付出與回饋沒有必然關係！
但隨後，尤清勝利了。因為釋悟泓一群人全被警方逐出台北縣政府，但是尤清也失敗了！因為他的傲慢變成人類負面的表徵。
我仍記得，楊秋華當場怒吼說：地球不是只有人類所有！
隔天，1996年7月5日，王淑甘發現十幾隻狗有中毒傾向，緊急救醫，不知道是否有人下毒。其實，大部分的狗散落狗舍無法管理。後來三峽湖光獸醫院答應願意收容九十隻狗，其餘狗隻分別送至蘆洲與土城收容所，整個事件暫時告一段落。
幾天後，關懷生命協會決定控告台北縣工務局拆除不當，造成犬隻死亡。我當時頗懷疑控告的意義何在，與釋悟泓有所爭辯。我認為工務局過失是大環境整個台灣不 尊重動物的情勢使然，但難道要抓這一兩位執行人員面對法庭認錯，來凸顯所有台灣的動物權的狀況。如果我是那執行人員，我會覺得太沉重，也太倒楣。但是，狗 的死亡又該如何面對！我得自我質疑。
一天晚上，王淑甘與她先生在關懷生命協會討論如何應對法律問題，聽說台北縣政府也有可能主動控告王淑甘，當時王淑甘的先生說：如果告輸了，需要被關，我去就好，我太太還要照顧狗。
那天回家路上，我想到這些話，一直掉淚。王淑甘在社會邊緣之外，卻在真情核心。
後來，台北縣政府並未主動控告王淑甘。關懷生命協會與王淑甘控告台北縣政府的官司如預期般輸了。但是王淑甘被縣府人員暫時送至收容所的犬隻卻各少了十幾隻。加上流散，因為拆除事件，王淑甘原三百六十幾隻狗剩下一百七十幾隻狗。
我最後一次訪問王淑甘，她已經搬到淡水。陰雨天，我的心情低落，狗舍附近有一土地公廟，淋濕了，我想拿廟的衛生紙來擦臉，但是土地公廟以鐵窗圍住，我伸手去拿，就是拿不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