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動保法一再蒙羞

作者: 
陳宸億(台灣大學關懷生命社 )
法令分類: 

二審後,台大博士生李念龍虐貓案由一審判決的一年六個月,改判為半年並得以易科罰金,案情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不難理解是由於二審法官接受了被告於法庭上 的「口頭反省」,以及被告緊咬「直接證據」的缺乏;

就該案中處於第一線位置的台大關懷生命社看來,這樣的判決無疑是在台灣動保法史上立下一座幾乎快要傾頹 的里程碑。

今年六月,我在關懷生命協會的動物之聲上發表了一篇關於李念龍虐貓案的文章,文中對於案發過程有詳實的陳述,即便局外人亦能感受被告於案發過程中那自恃為 高等教育者的不知悔改與傲慢;而一審的兩次開庭中,被告為了澄清己罪所作的種種強勢辯駁如今依然歷歷在目,也無怪乎一審法官能作下這般嫉惡如仇的判決。而 當刑責判下來了,被告於二審中便能在另一位法官面前轉為反悔之姿;當然也有賴法官那灼灼法眼,相信被告是如此地懺悔,感動之餘,便共同成就了一齣動保法史 上的精采悲劇。

至於「直接證據」這一類冠冕堂皇的法律術語再被強調之時,簡直是挖掘著動保志工或愛心餵食者們心中永遠的痛。就動物虐殺事件來說,可能由於事發當時旁觀者 的漠視、動物本身沒有身分註冊、以及動物不會說話等等,導致虐殺事件的「隱匿性」極高,因此在調查一樁動物虐殺事件時,有經驗的動保志工都知道,要掌握動物被虐殺的「直接證據」根本遙不可及,或許,辛苦的動保志工們該來手挽著手,期盼著往後所有的虐待者會在監視鏡頭前怡然自得地虐待動物,抑或當著志工、送養人之面手刃貓隻,並附上攝影機允予使用;因此,動物虐殺案件的判罪關鍵主要應該是,該案件的證人多寡與其陳述、通訊紀錄證明、被告的態度等等,很顯然, 法官對於審理動保案件的敏感度與基本概念依然不足,並沒有意識到案件中受害的是「動物」。

而李念龍案二審完不到一個禮拜,發生於今年三月的美籍牧師謝約翰虐貓案竟也無法起訴,原因在於謝約翰並非「無故」殺傷貓隻,我們不禁要問,「無故」的界定究竟在哪?是不是往後殺傷動物只要能「理直氣壯」就能夠免於動保法的制約?接二連三的案件皆指出,動保法的效用已難以期待。

司法的真義在於彰顯正義並維護社會秩序,而李念龍虐貓案的二審結果、謝約翰虐貓案同是在延緩台灣動物保護法的進步,也如同日前女童性侵案的判決一樣,皆是在展現我們的司法是如何地在蒙蔽正義;而最弱勢的動物究竟何時才能被我們的法律妥善地保護?其路大概猶如愛心志工們數十年如一日的腳程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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