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見」動物—漫談動保運動之興起與發展

作者: 
李鑑慧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專題分類: 

是甚麼因素,讓人們展開行動,為動物倡議爭權?又是甚麼因素,足以喚起人們關切、進而尋求轉變?這些不外是動保人的大哉問。

人與動物的近代隔絕?

在〈為何觀看動物?〉一文中,藝術評論家約翰•柏杰(John Berger)闡述了人與動物關係於近代的一場重大變遷。據其所論,近代資本主義體制之降臨,轉化了生產模式與社會組織,造成現代社會人與動物間的「大隔離」。動物於人,不再具有過往之二元性,亦即具有不朽神性,同時亦為人類生死命運共享者。自此,具有完整身體性的動物,自人類生活與生產關係中退居邊陲乃至消失,甚且成為工業體制下的「機器」與「原料」。而牠們所遺留下之空缺,卻被任由人類型塑操控之「動物魁儡」,亦即都會寵物所取代,同時也被商業社會大規模廉價製造、以動物為形象之各類商品、玩具、狄斯耐卡通、圖像與裝飾品所填補;至於各大城市矗立的動物園,儼然人獸間已然消逝之緊密關連的墓誌銘,道出當代人類於自然中的孤獨與孤絕。

柏杰在這篇幾乎已經成為「人與動物關係研究」之經典短論中,其實並未直接論及動物倫理或動保運動。但是,此篇論文,協助建構了有關現代人與動物關係的主流敘事─「隔絕論」(separation thesis)。許多學者,承襲了其中「傳統/農村/與動物親密」vs「現代/都會/與動物疏離」之框架,企圖解釋與現代世界同步誕生的動保運動起源。

如基斯•托瑪斯(Keith Thomas)於其經典作《人類與自然世界》即援引柏杰之解釋框架,視人類對動物的道德關懷為近代工業化與都市化進程之產物。在這歷程中,動物逐漸由走向都會之人們生活中撤退,這空間上的距離,加上智識轉變以及與寵物所建立之情感連結,共同促發了源起於都會中產階級的「新感性」;動物於是不再被視為營利生計之必需,而是情感抒發與道德關懷之對象。

不過,現代人獸隔絕論,於其「傳統=人獸緊密連結=自然」之預設下,往往視傳統社會之坦然接受動物生死、宰殺與利用為自然之事,一如柏杰之視農人「既愛其豬亦醃其肉」為那更值得肯定之遠古人獸親密連結之「遺跡」,以至於其無形中所「問題化」的,反倒是現代人對於傳統對待動物模式所滋長的道德不安。也因之,由之衍生而出的,往往是對於近代動保運動的負面闡釋;動物關懷於是成為失落鄉愁之展現,或僅僅是對於動物生命缺乏真實認識之奢侈陳義,甚至只不過是與自然疏離之現代文明下的一種病態產物。

痛苦的貼近

柏杰為文之時,亦為馬克斯結構性解釋當道之時,諸多社會史家對於社經結構之生成力量趨之若鶩,從中尋找萬象起因,近代動物關懷之興起自然也無被排除在外。不過,動保運動僅為諸如工業化、都市化等「結構刺激」下之產物嗎?社會經濟結構面之外,思想、文化以及個人主體性與偶發因素,是否亦同樣扮演運動促發角色?近幾十年間的學術發展,已陸續回應了這一些問題。

不過,對於「隔絕起源說」,許多史家倒是藉由史實,提出修正。以最早發展出蓬勃動保運動的英國為例,運動崛起的十九世紀,儘管工業革命如火如荼、都市化程度領先全歐,但動物始終未曾消失於無論是鄉村或是城市人口生活之中;田地、工地、城市街道、娛樂休閒與運動場所,乃至家庭,無處不充滿著動物身影。特別是在全國經濟與城市運轉皆仍高度仰賴「馬力」之年代,人獸不但未曾疏離,反倒有著更為親密之頻繁接觸。比方說,有人描繪十九世紀倫敦街道不但聞起來像馬廄,尖峰塞車之時,則更是名符其實的巨型馬廄。此外,在這冷藏技術闕如、屠宰場多仍位處城市之中以供應都會人口新鮮肉品的年代,牛羊豬等牲畜受累受饑並遭趕集人粗暴對待之景,亦同樣也是英國都會人口的共同記憶。在不斷出土的史實驗證下,所謂工業化與都市化帶來的「人獸隔絕」不但逐漸瓦解,建立其上的「起源說」也自然無從建立。

面對十九世紀人與動物仍朝夕相處、緊密互動之事實,部分學者甚至轉而以人與動物之「痛苦貼近」(painful proximity)而非「疏離」或「隔絕」來解釋運動興起。透過史料舉陳,史家強調「受虐景象」之「被看見」,方才為行動者起心動念與運動成長之關鍵。亦有史家提出「曝視度決定關注度」,並據以解釋為何部分議題廣受重視,部分卻屢遭輕忽。例如,十九世紀英國首先引發社會抗議聲浪的,是舉辦於熱鬧市集與酒館的「牛犬鬥」娛樂活動、當街受虐之驢馬以及都市因興旺「後院經濟」與趕集跋涉而隨處可見的家禽家畜;這些動物之虐待,構成RSPCA起訴工作的最大宗。至於偏遠林間的血腥獵狐,或是地底坑道中運煤小馬的命運,則相對並未引起同等大眾義憤。不過,運動之興起與發展,當然絕非「可見度」單一因素足以解釋;做為人與本土文化、歷史、政治、社經結構、思想潮流等各種環境因素不斷交涉下之產物,動保運動因何誕生,又因何而發展,仍需更為細密之多重原因分析。

虐待之遮蓋

無論如何,「連結」與「疏離」、「見」與「不見」之間的辯證,對於運動之生成發展,有其解釋上之一定重要性。這些概念,對於運動之動員工程的推動,也同樣有著關鍵引導作用。

暫且不論人與動物間之廣泛連結,而僅關注人們與「動物剝削景況」間之關係,由十九世紀至二十、乃至二十一世紀,景況毋寧又有所轉變:「痛苦貼近」之狀況幾乎已不存在,相對地,各種動物剝削與虐待,卻愈發隱密進行著。動物實驗室之所在地與實驗內容總是最高機密;密集式農場、動物繁殖所等則高掛拒絕參訪的告示牌;馬戲團與各類動物表演往往以布幔遮蔽後台訓練場;動物園以一種日益精湛的人工造景技術,粉飾動物所受之自然環境剝奪。至於進行著最大宗殺戮之屠宰場,則早已伴隨著都會現代化之過程,在人們對於公衛、食安、交通,以及見證屠宰之不良影響的考量下,於二十世紀在大部分西方國家,由城鎮撤離至人煙罕至的郊區。

當然,這一切動物虐待與殺戮的「不被看見」,並不代表它們不存在。更多時候,這些系統性隱藏,只是凸顯動物剝削與體制之間更為緊密穩固之結合。以英法等西方國家所設立之大型工業化公立屠宰場為例,藉著現代化設備、標準化流程,以及效率經營管理,這些公立屠宰廠不但與國家體制結合,也以前所未有的高效能與規模,提供都會人口不斷攀升的肉食需求。在屠宰產業的發展上,它所取代的正是原先散居於城鎮各處的小型私有屠宰場。換句話說,這更高效能的動物屠宰工業結構體誕生之時,也正是「屠宰」於人們視線下消失之際。

 

文明化歷程

動物之剝削與利用,為何隨著時代推進而日益隱蔽呢?這又是另一個值得深究的大哉問。但或許,以研究「文明化歷程」(civilising process)著稱的諾博特•伊里亞思(Norbert Elias),已為我們解答一二:人類文明推進所仰賴的,並非人類之動物性與殺戮之「去除」,而是其「遮蓋」。諸如屠宰場、下水道、監獄等機構於公共空間之隱蔽性,不外皆為文明化之作用,一如人們逐漸羞於於眾人可見之處排泄、打嗝,或是展現衝動與暴力,但卻同時默許著壟斷性結構暴力。

但或許也正因為「文明化歷程」之如是本質,運動也愈需肩負著直面動物剝削與虐待之責。將那被掩蓋者揭露;將那發生於暗處者,聚光照亮之;於此同時,提供概念框架,例如正義、憐憫、權利觀、權益之平等考量等,協助問題建構。

實際上,兩個世紀以來東西方動保團體所奮力從事者,不外乎如此之類的工作。兩百年前的RSPCA,為了讓更多人得知驢馬處境,雇用糾察員,於明街暗巷與廢馬屠宰場等,見證受虐實況並公諸於世。深感實驗室大門之緊閉,百年前的英國反動物實驗運動已知採用「潛入式調查」,充當醫學生,見證動物實驗教學,繼而揭露不法;此外,運動無止歇的調查訪視、文宣出版、紀錄片製作、媒體連結、官司舉發等,無不為了使人「看見」一事。直至今日,運動者依舊前仆後繼,充當著人們的眼睛,前往活體拍賣場、屠宰場、飼養場、收容所、實驗室、表演場所等各類可能發生動物虐待之場所,為人們見證動物處境,繼而公諸於世、展開討論、促成改變。

看見動物

披頭四主唱、動物權積極倡議者保羅•邁卡尼(Paul McCartney)曾說,「如果屠宰場有玻璃牆,人人都將成為素食主義者」。但是在「文明化」進程之迫使下,誰會願意將水泥牆改為玻璃牆呢?

也正因為如此,動保人也只能持續自問:面對動物處境,我們看見了甚麼?我們又將如何使人們一同「看見動物」?這不是歷史運動發展的充分條件,卻是關鍵必要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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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懷生命協會舉辦之第八屆大動連年會「改變臺灣動物處境」,為一前瞻性的動保青年論壇,邀請青年共同關心與改變動物處境。李鑑慧老師也將在動物服祉系列活動擔任工作坊講師,以前述內容做延伸,藉由歷史經驗與觀點,引導學員思考台灣動保現況、看見動物。

本次大動連年會將於2017年7月25日至7月28日舉辦。除規劃五大議題作探討(同伴動物、經濟動物、野生動物、實驗動物與展演動物)外,我們也會展開展演動物議題探討,重新省思動物與我們的關係。本活動具三個特色「青年分享」、「開放引導」與「方案贊助」,歡迎一起與我們「改變臺灣動物處境」!

更多故事與活動詳情請見:大動連報名網址動物福祉系列活動懶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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